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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簡擔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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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全球傳播“路在何方”

中華文化在網絡時代的全球傳播固然離不開網絡媒體技術支撐的傳播環境，但將傳播效果的不顯著僅僅歸因于硬件設施、敘事方式和傳播策略是不夠全面和準確的。復旦大學國家文化創新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江蘇師范大學語言科學與藝術學院胡學峰老師在《傳媒觀察》2020年第12期發表論文，反思當前的文化傳播困境，提出在媒介傳播系統之外，當找出更為深刻的內部和外部原因來解讀中華文化的全球傳播困境與路徑。

在某種意義上，“中華文化全球傳播”這一命題只有在21世紀初的當下才有可能被提出并具有現實意義。

近20年來，中央對文化建設與傳播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力圖重構中國文化的當代版圖，延續中華文化的精神命脈，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如何實現和推進中華文化全球傳播方面，新聞傳播業界和學界都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國內學者就中華文化全球傳播的時代背景、歷史脈絡、現實基礎、路徑手段、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傳播對象、效果測量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普遍認為中華文化的復興有其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中華文化在21世紀的全球格局中將扮演重要角色，對于解決全球性問題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建設和傳播中華文化是當下中國不可推卸的責任，尤其是當前網絡時代的媒介環境為中華文化的全球傳播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

文化傳播的現實背景與學術研究綜述

圍繞這一基本認識，在黨和政府的支持下，以中國主流媒體平臺為主體，通過傳統的外交和外宣體系建立的平臺，結合網絡媒體和民間文化團體等，組成了全方位、立體的傳播網絡，積極向全球開展中華文化的傳播工作。這些豐富的實踐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際地位還不相稱”。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很有可能極大改變全球化的發展軌跡。疫情期間圍繞病毒源頭所引發的“陰謀論”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并引發中美之間的外交危機。中美貿易戰尚未結束，美國又主動挑起一系列針對中國媒體的限制性措施，不斷通過各種手段壓制和打擊華為、字節跳動等中國企業，中華文化全球傳播的理論與實踐都需要在當前格局中展開更為深刻的反思。

從現有文獻來看，此類反思并不少見，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西強我弱觀。認為造成中華文化全球傳播困境的主要影響因素是西方長期以來形成的傳播霸權。二是話語方式觀。認為中國傳媒“講故事”的方式，需要研究如何提升對西方受眾的吸引力和影響力。三是無的放矢觀。認為中華文化全球傳播策略上比較粗放，沒有做到針對特定文化、特定國家、特定人群的精準傳播。這三種觀點都有道理，但也缺少更為深入的挖掘。我們必須將這些策略性的反思和實踐置于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中考察，在技術決定論和媒介決定論的傳統思路之外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

國家利益競爭與文化傳播困境

“文化”是一個帶有正面色彩的復雜概念。參照威廉斯的解釋，它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哲學理念和價值觀，也是這個民族或國家的物質與精神產品中的精華，同樣也是這個民族或國家的獨特生活方式。不過，承載如此多正面價值的人類文化實踐從來也沒有脫離過人類的現實生存處境。歷史地看，人類文化的發展和進步離不開文化交流和傳播，但是文化傳播從來都是在對話與對抗的雙重邏輯中發生的。“傳播的過程是意義生成的過程，也是沖突與共識產生的過程。在文明的傳播和交流中，沖突和共識是相輔相成的。”

中華文化全球傳播的理念與實踐正處于新一輪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期。從冷戰結束后的1990年前后到大約2015年，是全球化發展的高潮時期。對“全球化”概念的界定有很多種，但基本上可以將其理解為受到經濟因素的推動，在交通和通訊技術的支持下，人類的物質和精神交往活動逐漸跨越傳統地域疆界尤其是國界，進而建立起日漸相互依賴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系的過程和結果。全球化的主要動因是經濟利益，因此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主體。二戰以后，依靠殖民和掠奪的舊的全球化逐漸失去存在的可能性，而依靠規則建立全球合作的新型全球化逐漸成為主流。但全球化并沒有從根本上沖擊國際體系格局，領土主權國家依然是國際關系的行為主體，圍繞國家利益的競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并且在全球化時代以“軟實力”的名義將文化也納入國際競爭的體系中。

1990年，美國學者約瑟夫奈首次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概念。2004年，奈對“軟實力”概念作了進一步闡釋，認為實力是影響他者行為來獲得其所想要成果的能力。“硬實力”主要指軍事和經濟力量，而“軟實力”通過說服和吸引力來影響其他國家。在奈的研究中，“軟實力”主要包括國家政策、政治觀念和文化三個部分，文化的作用受到特別的推崇。

看起來，“文化”幾乎成為與GDP看齊的顯示一個國家實力和發展水平的標志。這無疑對世界各國重視發展自己的文化事業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對于人們增強對文化價值的看法有重要影響。但如果對約瑟夫奈提出“軟實力”概念的預設稍作分析，我們就能看出，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一種，“軟實力”關注的首要目標是主權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和互動關系，這種關系的實質仍是國家競爭。國家利益競爭具有內在的悖論，文化傳播必須正視這一點，以期尋找更為符合中國實情與意愿的話語策略。

意識形態之爭與文化信任缺失

1991年蘇聯的解體被視為冷戰結束的標志。美國學者福山在其“歷史終結論”中認為基于意識形態的對抗已經結束。亨廷頓則認為，“在后冷戰的世界中，人民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而是文化的區別”。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逐漸引入市場經濟體系，將經濟建設作為國家發展的中心工作。但有西方學者卻想當然地將此解讀為是一次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

冷戰后的全球化一度掩蓋了意識形態的差異，但是“意識形態終結論”是對全球化發展現實的一種誤認。全球化時代，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與其最初出現時相比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面對不斷爆發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資本主義國家不斷調整策略，加大了政府對經濟的調控，通過福利措施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狀況，社會貧富差距正在縮小，其中尤以北歐資本主義國家為代表。作為當今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代表，中國改革開放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中國無論在經濟還是文化方面都取得長足進展。表面看，在全球化的今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相似程度在增加，但近年來意識形態對抗卻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再次出現。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美國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演說，回顧了中美交往的歷史。從中不難看出，美國實際上意圖通過和中國開展廣泛交往來改變中國的意識形態。但彭斯承認，美國的希望落空了。彭斯那次演講甚至被有些學者和評論家視作所謂“新冷戰”的開始。進入2020年，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逐漸升級，在新聞傳播領域也有實質性的表現。2020年2月，美國國務院發布公告，將新華社、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中國日報和人民日報五家中國新聞機構在美國的分支列為外國“外交使團”。美國《外交使團法》認定的“外交使團”是指他國駐美的主權或政治實體。將媒體認定為外交使團，意味著媒體并非獨立自主的新聞機構而是政府控制的宣傳機構。3月18日，中國外交部網站發布信息，對美方打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采取反制措施，將美國5家媒體駐華機構列為“外國使團”，分別是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同時要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在年底前記者證到期的美籍記者于10天內交還記者證，且今后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繼續從事記者工作。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利福尼亞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題為《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的演說，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抗進一步升級。

意識形態對立所致的國家間的不信任將極大地困擾和制約文化傳播。在網絡時代，文化傳播主要依賴新聞媒介來進行，各國的主流媒體都承擔著一定的文化傳播功能，在中國也是如此。主流媒體之外就是新興的網絡媒體，但是近期中國和印度之間、中國和美國之間都出現了禁止和關閉對方的流行社會媒體平臺的傾向。而由于溝通渠道的日漸匱乏，基于意識形態對立的不信任將在各個層面不斷加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圍繞病毒來源的陰謀論也隨之擴散和傳播。事實證明，沒有任何一個圍繞新冠病毒的陰謀論能夠自圓其說，漏洞百出的所謂證據早已被一一證偽。但陰謀論不僅沒有消失，反而逐漸上升為中美外交層面的正面沖突。可以預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意識形態對立導致的不信任將逐漸影響到文化傳播的各個方面。

全球范圍內的文化傳播涉及的因素很多，要達到預期的目標和效果需要考慮更多的復雜情況。很多時候，文化傳播效果的有效達成不完全取決于傳播過程之內，這對于中華文化全球傳播實踐而言意味著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不能忽視傳播大環境對傳播過程的影響。在全球傳播的視野中，傳播環境的差異顯然要遠遠大于同一國家的同一社會。在跨文化傳播中，應充分考慮不同國家、地區的特殊文化情境。但目前將國際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的宏觀結構和機理納入傳播環境加以考慮的研究和實踐還不多見。

其次，應合理設定中華文化全球傳播的目標。在不考慮現實因素的情況下，傳播實踐默認會將接觸、理解、內化、行動的框架作為效果目標，將傳播范圍的最廣、傳播效果的最佳作為目標。實際上，任何傳播效果都難以達到理想目標。因此，傳播目標的設置和效果的測量應該以傳播環境能夠給予的最大可能來進行。

最后，始終需要反思傳播者自身的限制性因素。作為中華文化全球傳播的主體，中國政府的政策、中國媒體的體制機制和能力、國民的全球意識等等都需要充分考慮，不斷反思不足，以包容共贏的理念來推動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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