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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民間三國歷史記憶的重要外力

雖然自古以來，三國文化都是中國最流行的民間文化，為民間文學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民間津津樂道的話題。但是就歷史意義和歷史重要性而言，三國的歷史重要性遠遠小于民間文學制造的龐大聲勢。

三國時代有那么重要嗎

本文的核心論點為：三國這樣一個時代，相比于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秦漢時代的統一與擴張，盛唐的博大和開化包容，兩宋文化的登峰造極，三國的歷史重要性和歷史意義實在是不值得一提，對于后代的歷史貢獻基本上是負值。

內戰帶來的是實力損耗

將一流的謀臣猛將用于同宗殘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最后給外族以可乘之機，導致了神州陸沉。實在是可悲可嘆。

而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三國文化的傳播和蜀漢正統論的傳播，其實很能反映民族歷史和民族心態問題。

1.《三國演義》中失語的他者-----內遷的北方外族

將《三國演義》 對比《后漢書》，《三國志》，《漢晉春秋》等正史，便不難發現，正是這些不在場的“他者”，極大影響到了漢民族記憶中三國圖景的形成。

在短暫的西晉時代，官方的意識形態以曹魏為正統，因為西晉是曹魏禪讓才得以上位的，如果否認曹魏的合法性，就等于否認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在蜀漢的意識形態中，曹魏是以權臣篡漢的方式上臺，所以蜀漢的政治口號與最高目標就是“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中國人重視名分，“名不正則言不順 言不順則事不成”，但對于名分的取舍，受到了很多外部因素的影響沒，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他者，相對于漢族而言的外族。

三國之前的整個東漢時代，北中國見證了漢族人口減少，邊防疲軟，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斷內遷，滲透的過程。在東漢時代，由于東漢是以關東豪族為依托建立的王朝，他們的政治中心，軍事中心遷移到了洛陽，與豪族的統治中心高度重合，最后漢末的分裂割據就是豪族勢力在地方上做大做強，中央朝廷陷于內戚和宦官內斗，而黃巾起義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割據能力和離心力極強的地方豪族構成了證券的主體，相比于勞民傷財財的域外遠征，也許守住自己的莊園和塢堡，控制住自己手里的流亡人口更加現實。

所以這限制了東漢的對外擴張動力和遠征精神，在西域 西漢的遠征和維系駐軍的策略，變成了東漢班超式的小分隊作戰，通過爭取盟友，改變敵我力量對比的形式作戰；面對北匈奴，東漢的整體防線呈現出向南退縮的態勢。其實石勒燕然的戰斗也是在很多民族的輔助部隊的合作下才得以完成的，而北匈奴空出的勢力真空，最后被南匈奴和鮮卑填補起來。

羌胡騎兵

到了東漢中葉，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等邊郡的人口，僅有西漢末年的10%，涼州地區先后三次險些遭到東漢朝廷的放棄；除了北方的南匈奴和后來崛起的鮮卑，在西線戰場上，東漢140年的時間里與羌人交戰68次，平均每兩年就有一次戰斗。長期戰斗的結果是導致了和中央離心離德，桀驁不馴，叛逆心理極強的羌胡化涼州豪杰，董卓，韓遂，馬超就他們的代表。

涼州

比如在公元140年，這一年邊境局勢極度惡化：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人叛漢，率三千余名騎兵攻略西河郡，又招引南匈奴右賢王，合兵七、八千騎圍攻美稷，殺朔方郡，代郡長史；與此同時，在涼州地區，且凍、付難諸羌叛亂，攻略金城郡，又與雜種羌、胡合兵攻略長安附近地區，順帝以馬賢為征西將軍，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郡，次年春天，征西將軍馬賢率騎兵五、六千人進擊且凍羌，但是在射姑山大敗于羌，馬賢和其二子皆戰死，漢朝被迫將北地郡和西河郡等郡縣的治所南遷。

羌人是那個年代比較重要的力量

到了三國的曹魏時代，內徙的胡族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該情況一直延續到了西晉。漢末三國的混戰，導致了漢地的人口由東漢鼎盛時代的6000萬，下跌到了三國時代的約2224-2362萬（葛建雄，《中國人口史》）。在這一過程中，曹操對于南匈奴采用的是強征為兵，分而治之的策略，他把南匈奴一分為五，將單于扣押在鄴城，讓左賢王和右賢王相互牽制，然后強行征調匈奴青年為兵作戰；對于桀驁不馴的羌人，則予以血腥鎮壓。

而蜀漢政權也是大量使用羌戎部隊。劉備在早年發家時，手下指揮的就是流民和匈奴與烏桓的雜牌騎兵；入川之后，繼承了之前四川外來政權----劉璋政權的傳統，借用東州士和東州兵，以及羌胡兵對抗侵略。而劉邦劉備在自稱漢朝正統之后，在益州也是恢復了漢代的屬國體系，將不同的外族部落分封為屬國。所以蜀漢能征調的，除了馬超帶來的羌人，還有河西地區響應蜀漢的秦胡，月氏等部族，在云貴高原上還有羌氐系的叟夷，在巴郡還有古代巴人的后裔，土家族的重要來源，板楯蠻。

諸葛亮北伐有大量外族部隊參與

這些人為蜀漢提供了皮革，金銀，牛馬，漆等戰略物資以及青衣羌組成的無當飛軍，板楯蠻組成的皮甲軍，射獵官等精銳部隊。就連劉備的精銳部隊白牦兵，被稱為西方上兵，有可能是出自牦牛羌的精銳部隊；而東吳從攻打山越那里獲得了不少額外的人口和兵力，東吳近半的軍隊，以及十分精銳的丹陽兵，解煩兵都是外族戰士。

在大量外族進入中原的同時，伴隨著的是中原的軍事技術，比如對游牧民族有威脅的弩箭和鎧甲技術的外流，他們得以窺探中原王朝的虛實，進而生出巨大的覬覦之心。這些少數民族最終入主中原，引發了著名的“五胡亂華”。漢族的晉政權退到了長江淮河以南的地帶。

中國與羅馬同步進入了三世紀危機

而《三國演義》對于這條潛伏的歷史暗線是缺乏應有描述的，整個世界觀完全是以中國九州為舞臺展開的。如果以遠方的鏡子，羅馬帝國來看漢朝，這時的中國，也是在蠻族入侵的前夜：被漢朝稱為“大秦”：相貌長大平正，有類中國之人，故域外謂之大秦；而敘利亞地區的希臘作家巴德薩那，也將中國視為完美道德統治的典范：“在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度里，人們看不到寺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者，看不到逍遙法外的盜賊，看不到殺人犯和受害者。賽里斯人每時每刻都在生育�！眱纱蟮蹏�雖然遠隔萬里，但是卻在互相欣賞。

而從文明史的宏觀角度看，此時的中國對應的大致是羅馬帝國的3世紀危機，農耕文明衰敗，內戰連綿，蠻族入侵，帝國的秩序處于重新整合的狀態。與之類似的是，后來羅馬帝國在公元395年東西分裂，而中國出現東晉南渡，南北對峙的局面。三國所在的短暫百年，僅僅是游牧民族對亞歐大陸內部的周期性入侵的間隙，漢族進行的慘烈廝殺。

陳寅恪對于三國歷史有過精確的論斷

而三國的時代核心精神，是以劉備，曹操，諸葛亮建立的法家式寒族政權，努力的進行集權努力，對抗地方豪族代表的分裂型地方秩序，但是最后告以失敗。曹魏的九品中正制意味著曹魏對于中原世族的贖買，換區了他們對于曹魏代漢的輿論支持，最后的結果就是司馬家族代魏；作為外族空降政權，蜀漢劉備帶來的元從集團，逐漸被荊州集團和益州集團的士大夫取代。《蜀書》的目錄中可以看到，元從集團主要分布在蜀書的頭部目錄，后面的主要是益州本地士人和降將降臣。而且在本地士人中，持有投降論者不在少數。

這樣一個時代，相比于先秦時代的百家爭鳴，秦漢時代的統一與擴張，盛唐的博大和開化包容，兩宋文化的登峰造極，三國的歷史重要性和歷史意義實在是不值得一提，對于后代的歷史貢獻基本上是負值。

三國的本質是自相殘殺

而且各國君主將最善戰的兵將，將一流的謀臣武士用于自相殘殺，最后給各路外族以可乘之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知道這樣的時代，對于后世有何歷史貢獻。

五胡亂華

只是在后世文人編纂歷史小說時，三國演義的主角是從沒落皇族到帝王，主線是天下三分到天下一統，分裂局面不是二元對立，而是三足鼎立，所以割據局面有了一定的穩定性，但又比二元對立多了一些三邊互動。三國的3，又暗合了中國文化里對于三的崇拜與尊敬，“三甲”，“三才”，“三合”，“三尊”，“三皇”，所以變得有利于傳播。對比五胡十六國和春秋戰國，歷史線索過于復雜，而三國則比較簡單明晰，人物多而每個人的事情豐富，所以有利于傳播。

2.蜀漢正統的歷史敘事的形成

也是歷史上的五胡亂華和靖康之恥，影響了民間記憶里的三國圖景。正是這樣的外患，讓偏安江南的漢族政權在蜀漢身上找到了共鳴，進而尊奉蜀漢為正統。

而在貴族忙于權力斗爭，醉生夢死的時候，士大夫和百姓需要有人站出來，領導他們抗擊侵略，重振民風。而當年退居西蜀，政治清廉，賞罰分明的蜀漢政權，得到了眾多文人的懷念：諸葛亮以較小的蜀漢北伐曹魏，立志收復中原，這種大衛與歌利亞的悲壯搏斗，很容易引發東晉士人的同感。東晉史學家習鑿齒，甚至書寫了第一部以蜀漢為正統的三國史《漢晉春秋》，給予了蜀漢君臣較高的評價�！稘h晉春秋》論道：“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后為三恪”，曹操甚至被趕出了中國正統皇帝的序列。

而大量出現的民間傳奇，小說也開始塑造蜀漢君臣的忠義形象，詆毀曹操，根據論文《曹操形象三次貶值》，比如裴松之注釋中有大量《曹瞞傳》的內容，《曹瞞傳》為吳人所撰，對操多有詆毀之辭，如其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遂以法誅之�！睅缀醢巡懿僬f得一無是處。東晉南朝的貶曹，對文學和文化的發展也起到導向作用。如劉義慶著《世說新語》，對曹操父子多有貶損，除《七步詩》之外，《世說新語》還記載了曹操、曹丕父子爭奪甄氏等事。

五胡入侵

此外，曹魏的地理位置與被胡族占領的北方重合，而且和曹魏一樣，給南中國制造了巨大的軍事壓力，大批流離于江南的中原民眾對北魏政權心存不滿，北魏的尊曹也導致東晉人把曹操作為異類加以貶低，加之東吳本土久已存在的反曹傳統，致使貶抑曹氏的潮流漸成氣候。

朱熹從理論層面論述了三國中蜀漢的正統性

宋代是中國民間文學異常發達繁榮的時代，但也是另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特別是兩宋重蹈了兩晉的覆轍，“衣冠南渡”以“靖康之變”的形式重演。這不得不激發漢人的憂患意識與民族主義情緒。在這樣的情況下，宋人對于三國正統性的定位再次出現了改變，南宋的官方與民間，紛紛以蜀漢為正統政權：朱熹所做的《資治通鑒綱目》，就認為北宋時諸儒生認為宋太祖從孤兒寡母手中奪取江山，取代后周，如同曹丕奪取政權；但是南宋的局勢非常類似于蜀漢，在金朝，元朝壓力下求生存的南宋，處境非常類似于蜀漢。所以在意見領袖的引導下，南宋的官方言論開始尊奉蜀漢為正統，每當南宋主戰派在朝野輿論中占據優勢時，他們往往引用三國時代的歷史，用蜀漢，孫吳乃至戰國時代抗擊北方秦國的楚國自比，來振奮民心，激勵士氣，來論證北伐中原的合理性與合法性。雖然南宋最終亡于蒙元，但尊蜀漢為正統一直為后來的各王朝所繼承。

3.普遍受到外族入侵影響的民間敘事

三國的民間記憶出現了從曹到劉的轉折，這是孤例還是具有普遍性的呢？其實很明顯是具有普遍性的。很多民間的歷史記憶，都受到了外族入侵的影響。所以蜀漢正統論，天生的利用了民間心理和集體情緒，有利于傳播。

新的三國鼎立時代

其實中國民間文學中，不缺乏民族戰爭的題材。從宋代開始，東亞大陸中原王朝獨大的局面開始受到挑戰，新崛起的遼金元，不同于以往的突厥和匈奴，他們開始高度漢化，并且在漢化之后，也以中原正統自居，建立了中原王朝式的政權，東亞大陸出現了新形勢的南北朝，而且北朝在技術和文化上在向中原證券對標。所以在這些政權統治時期，反映胡漢戰爭的民間文學被各種扭曲：比如反應王昭君和親的《漢宮秋》就扭曲了史實，將漢元帝時代的“漢強胡弱”，漢朝操縱匈奴內政，扭曲為文本中的“胡強漢弱”，連漢帝也身不由己，不得不將心愛的女人送給外族首領求和。

孟獲

至于三國演義中著名的七擒七縱孟獲，只是在漢晉春秋中有簡單提及，后來的《滇元紀略》反而有鼻子有臉的指出了七個作戰地點，后來的史書比前代的史書更豐富，顯然是有問題的，只能說明這是一個民間集體發明歷史，創造民族記憶的過程。在歷史上，南中其實直到蜀漢滅亡都叛服不定，比如《 三國志 ·蜀書· 張嶷 傳》記載：“ 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后，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馀里，其郡徒有名而已”，這也是為什么即使蜀漢有人要前往南中建立流亡政府繼續抵抗但都不被認可的原因。而孟獲傳說極度豐富的宋代，就是民族矛盾異常激烈的年代，關于諸葛亮平南南中，發明饅頭的典故，來源于漢人因為戰場失敗而生發的想象性歷史。

根據論文《為什么這些歷史小說沒有三國演義成功》的分析，關于宋代名將的民間文學作品，比如楊家將，岳家軍等亦被改的面目全非，嚴重背離基本史實； 到了大興文字獄的清代，岳飛則被雍正請出武廟。乾隆更是有選擇性的強調岳飛的忠誠，他的《岳武穆論》通過強調君臣名分來消解岳飛的反抗精神；清代中后期獨尊三國時代蜀漢名將關羽為武神，其實是滿清統治者通過打壓岳飛的方式，抬高了關羽。

得益于內容，三國演義在清代沒有被打壓

相比之下，三國演義的源頭《三國志》寫的是漢民族內戰。所以在外族統治的朝代里，在少數民族統治者統治環境的傳播里，受到的阻力小于宋代的名將傳奇。清朝建國時，一些滿族將領甚至將“七分實，三分虛”的《三國演義》作為指導行軍作戰的兵書。可見清朝統治者對于反應漢民族內戰的三國史并不十分忌諱，甚至提倡。

總而言之，從五胡亂華到元清征服，相對于漢族的“他者”，來自北方的侵略者，一次次地強化了漢人對于偏安南方，但是立志北伐的蜀漢政權的認同感。特別是當歷史進入公元后的第1個千年，也就是從宋代開始，漢民族政權日益受到少數民族強權的顛覆性挑戰，盛唐時代大氣磅礴，海納百川的胸懷開始收緊，正如謝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所提到，在唐宋變革中，漢族由一個秩序嚴謹，尚武好戰的民族，變成了一個保守，精致，風雅而敏感的民族。這一心理特點形成的外在因素，正是來自外族的挑戰。這種心態其實也被游牧征服者們所利用，清代官方對于關羽的拔高，正是有此用心。

風雅 的宋代

換一個角度思考，認同尊劉貶曹的《三國演義》，其實繼承了東晉，南朝，南宋，元清征服時代漢民族面對北方強敵憎恨但又難以取勝的受害者抗拒心理。清末開始，中國各民族開始遭受西方列強的挑戰；無論是慈禧出逃，還是抗戰時以武漢，重慶為陪都，都不禁讓人想起歷史上的衣冠南渡與偏安政權。八年抗戰激發的強烈民族情緒，其實一定程度上是古代民族情緒的延續和加強。

借一句著名的歌詞：“不是英雄，怎么能不懂寂寞？”真正的英雄永遠是寂寞的，因為他們的歷史形象被文學形象所扭曲，人們記住的往往是文學形象而不是歷史形象。而對于一個時代的歷史記憶也是如此，人們記住的，往往是碎片化的歷史流言：“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崇禎在煤山上吊自盡，這些流言類似于“下里巴人”，在傳播上是成功的，但是在價值上必然比不過陽春白雪。

4.三國演義價值幾何

之前炮轟易中天品三國的學者中，復旦大學教授葛紅兵認為，三國演義之于中國人，有如荷馬史詩之于希臘人，應該從中品出天地人的神韻。問題是，三國演義遠遠沒有達到荷馬史詩達到的高度。

在語體文風上，三國演義的語言偏向民間俚語，在思想觀念上主張興亡輪回論，將歷史運動簡單化為正邪對峙，善惡較量，顯然是不符合真實歷史情況；而臉譜化的三國人物，曹操奸關羽忠，顯然屬于刻板印象，屬于福斯特小說理論中的扁平人物，而不是豐滿的圓形人物。無論是荷馬史詩還是有著史詩風格的《權利的游戲》，里面的人物都是人性豐富的圓形人物，所有人都是血跡斑斑，身負人命，但所有人除了異鬼或者惡魔，大部分英雄大都是有善良同情，畏懼或者惻隱的一面。真實的歷史本應如此，人性是復雜的，善惡往往不分彼此，水乳交融，十分自然。

刻板印象有利于傳播

因為人性本身是復雜的，動機是多元的，所以歷史本身是可觀的，不具備道德感，不存在絕對的善良與邪惡；只有歷史敘事是主觀的，不可避免地有個人情感。

三國演義虛實比例值得商榷

雖然三國演義的臉譜化人物和精彩的權謀，有利于在重視世俗關系和人祭關系的東亞儒家文化圈傳播，但是這樣的作品影響下的大眾歷史記憶，其實是不準確的。論及三國演義的真實性，往往是“三分虛，七分實”，但是這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定量分析，如何得出三分虛，作者得出的是印象式評價，沒有精確的編碼和計數，比如《七擒七縱》部分的描述，很顯然大部分不見于《三國志》原文，幾乎是一成實，九成虛。

所以相比于精彩的權謀和同宗相殘的歷史，還是看一看文明史進程更加重要。將三國放到文明史的聚光燈下，就會發現它沒有那么重要；放到文學的角度看，其價值一定程度上是被三國文化的流行抬高的。